第117章
虏供出可以及时利用的真实情报。好处之二是这样得来的情报准确。俘虏刚刚被擒，惊魂未定，他意识到他在敌人面前毫无防备，亲友和他天各一方――一个人处于这种境地是不能充分控制自己而编出一套谎话来的。他离前线很近，因此他的招供容易得到检验，更加使他不能编造谎话了。在意大利战区，情报官认为师一级对战俘的审问而得到的情报，百分之八十是可靠的。在东线，战俘提供的情报同样被认为是非常可靠的。 一场战斗打下来，通常能够得到足够的可以提供情报的俘虏和逃兵。当前方静寂，没有战斗的时候，德国人利用袭击队或宣传来获取所需的情报。 俘虏被抓的时候，德国人统统将他们缴械，将军官、军士和士兵分开，并且没收他们的文件和证件。在师以下的各级指挥所里，选择少数战俘加以审问；他们属于哪些单位，反坦克阵地、机枪阵地和地雷区在哪里，前线是否有坦克，有什么样的重炮，哪儿有这样的重炮，以及有关战斗形势的其他问题。这些指挥所并不记录审问结果，不过它们将重要情报用电话报告师司令部。然后它们将俘虏和他们的文件证件送给师部。 在师一级，才开始有一位情报官，才开始进行彻底的、系统的审问。除了负担过重时以外，师一级通常要对所有的战俘进行相当彻底的审问。根据情况或个人爱好，或者由情报官和他的助手，更经常的是由翻译，对俘虏和逃兵几乎总是个别地进行审问。双方通常坐在师司令部的一间屋子里。 审问方法因战区而异。 在东线，用不着讲究方法：俘虏的担惊受怕解决了问题。俄国人清楚地知道，日内瓦战俘公约不会保护他们免受侵略者的暴行，纳粹蔑视下贱坯俄国佬，因而对俄国俘虏虐待、毒打、施以酷刑，在作战地带枪毙、在后方集体或个别屠杀。因此，在俄国战役初期，大约百分之九十七的俘虏坦白交待，希望求得宽大，不会使人感到奇怪；同样，另外一些俘虏打着不同的算盘，起初闭口不言，希望拖迟意料之中的处决，也不会使人惊讶。只有到了一九四三年，当战争潮流发生了变化的时候，许许多多的俄国战俘才真的保持沉默，也只有到这时候，德国人才注意讲究审问的方法。 在西线，多数战俘的担心似乎在被俘后不久就消除了，因为他们受到了比较人道的待遇。同西方国家在种族上平等的感情使他们得到了这种待遇。因此，在西线，德国人遵守了他们签了字的规定： “每一战俘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。他可以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情况。”甚至党卫队的一个师下过这样的命令： “必须严格遵照国际公约的规定”处理战俘。许多同盟国俘虏只交待自己的姓名、等级和军号。英国士兵爱德华・乔治・贝斯特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非告诉第十装甲师的审问者，他的军号是6922109 ，一九四一年入伍，但“没有作进一步的交待”。军号是6916635 、一九四零年入伍的步兵戴维・梅尔纳， “根本拒绝讲话。” 但是有些人讲了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大概是担惊受怕的铁拳头粉碎了他们的抵抗，而审问者表面的温和消除了他们的紧张，使他们提供出情报。有时候，审问者递给他们食品或香烟，让他们放松。虽然审问者的方法因他们和战俘的性情不同而各异，但多数审问者一致认为，温和的客观的口吻效果最好。严酷的惩罚使许多战俘负隅顽抗；而过分的友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审问者偶尔巧设场面，或者玩弄花招。 有时候，他们和俘虏一道散步，开始谈些“我们都是一块儿当兵的”或者“穷人打仗，富人赚钱”之类的话题，慢慢地话题转到盟军和德军作战方法的比较上面来了。邀请一位俘虏军官赴宴，他就不好意思不开口讲话。俘虏们会听到这样的劝告：如果他们不愿讲出他们的部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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