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3章
被关押了大约三个星期，在整个这段时间里，我磨破嘴皮子要他们交还我的军服。拿走我的军服， 当然是他们玩弄的鬼把戏， 目的是要挫伤我的士气和自尊心；他们还以此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，试图从我这里获取情报。 我对第一轮正式审问有了思想准备， 因为有人事前已经告诉我，一位戴红十字袖章的小个子工作人员将要见我，他真的不是在为德国人工作， 而“完全是为战俘服务”。他对我说，红十字会将通知我的家属，说我还健在。他有一张通常的卡片（事前已经告诉我们他有这样的卡片），上面填写的项目比许可我们填写的项目还要多， 包括中队的番号和其他项目。我照例说了一通我们没有奉命填写此表的话。他反驳说，每个战俘都填了这张卡片，还说我交待了这些情况对我有利，这样就能保证红十字会的包裹能够迅速邮寄和收到。战俘们最担心的事情，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家属是否知道他们还健在；红十字会提这个建议，就是相当苯拙地企图利用这种担忧心理。 这种担忧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。对每一个战俘来说， 刚开始被关押的那段时期，的确是一段非常困难的再调整时期。我不得不说服自己我真的成了一名战俘。 这种认识所造成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， 它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每一个战俘…… 后来，我遇到一些非常老练的审问者，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获取情报。这些专业军官中， 有一个名叫冯・席林的人，他性情温和，想方设法和战俘建立一种随和的亲密关系。战俘断然拒绝他的提问，他不计较，仍然平心静气地追求他的目标。我记得有一天他问我知道不知道“包列罗舞曲”这个名称的意思。 “包列罗舞曲”是第一批美国空军联队飞往欧洲的行动计划的代号……我只是耸了耸肩膀。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紧紧盯着我，看我有什么反应…… 一般说来，德国人不硬逼着不愿开口的战俘讲话。他们审问许许多多的战俘，总能找到一个愿意开口的，这比纠缠一个死活不讲话的俘虏要划得来。何况他们觉得刑罚是不会产生效果的。因此，他们总的来说遵守了一九二九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第五条的规定。德国，英国和美国都在这项公约上签了字：“每一战俘，当其受询问时，应告以其真实姓名和等级或其部队编号。……对俘虏不得施以任何胁迫的方式借以获得有关其军队或国家的情报。对拒绝答复的俘虏不得加以威胁，侮辱、或使之受任何不快或不利之待遇。” 德国人偶尔违反这条规定。他们威胁部分战俘，要把他们当作间谍枪毙掉，或者一连几天不给他们饭食，不让他们洗漱，或者让他们受轻微的刑罚。当英国一级准尉罗伯特・特朗布尔・Ｌ――在他那份假红十字会表格上划一道横杠的时候，审问者恼羞成怒，他离开之后，Ｌ――的牢房热得叫他受不了，他不得不只穿内衣裤，躺在地板上，脸朝着门，试图呼吸一丝清凉空气。他终于向一位审问者讲出了他的中队的编号，他房间的暖气也就关小了。但是德国人没有采用任何比这更强烈的手段。他们拥有更讲究和更能奏效的方法。 他们首先从战俘身上或他的飞机上搜出的任何文件、或者从他所填的假红十字会表格提供的情况着手。负责审问的情报处长海因茨・容格根据这些情报，把战俘交给他的审问者审问。他的审问者都是行家里手。有的是战斗机专家，有的是研究轰炸机驾驶员、轰炸员、炮手和无线电报务员的行家；有的专门研究过四引擎飞机；有的专门研究过战斗机。 容格根据战俘的这些专长，或者类似的背景，或者所担负的文职，分别交给相应的审问者审问。空军过渡战俘营的成功，有容格的很大一部分功劳，因为他把整个审问过程组织得非常严密。容格的一个下级认为他“极富幽默感”。他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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